检察业务数据化!“小模型”有大作用,北京检察拓展轻罪治理新路径

2024年01月17日 经济刃舞 阅读(89672)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钟雨欣 北京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指出,近20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重罪比例不断下降,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12月12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市检察机关深入推进轻罪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刘哲指出,2022年,北京市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人数占比从2003年的10.4%降至3.0%,下降7.4个百分点;被判处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实刑的被告人人数占比从2003年的21.5%降至13.4%,下降8.1个百分点;而被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轻罪被告人人数占比由2003年的68.1%上升至83.7%,上升15.6个百分点。轻罪案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检察机关亟需改变犯罪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整体上看,轻罪案件呈现出“一主两多”的特点,即传统的盗窃、轻伤害犯罪仍占多数,高空抛物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新类型案件增多,经济犯罪和网络科技犯罪上升趋势明显。北京市检察机关统筹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了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案件。

刘哲介绍,北京市检察院全面分析20年来北京刑事检察案件数据,完成《北京轻罪案件趋势分析报告》,制定《关于开展轻罪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同时,北京市检察院先后就危险驾驶案件、商超自助结账盗窃案件开展专题调研,会同相关政法单位多次会商研究,制定办案指引。

针对商超自助结账盗窃案件加速增长背后隐藏的行业管理漏洞,北京市检察院通过全面分析1600余件该类案件,向行政主管部门和商超集团制发检察建议并被采纳,促进完善商超自助结账防损机制。2022年,全市该类案件同比下降28.1%。今年6月,在吸收北京治理经验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自助收银区防损实施指南》,商超自助结账盗窃案件犯罪治理由地方性治理成果向全国性治理成果转变。

数字检察是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船”与“桥”。刘哲表示,轻罪治理方面,北京市检察机关积极建用多个与轻罪治理相关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努力“跑在问题治理的前面”,助力超大城市溯源治理。

检察业务数据化!“小模型”有大作用,北京检察拓展轻罪治理新路径

例如,海淀院构建轻罪治理图鉴监督模型,通过自动化提取轻罪案件数据开展碰撞分析,形成轻罪电子地图,实现了轻罪治理的按图索骥,该模型融入了数字城市建设全局,在海淀区委政法委支持下,街镇与检察机关协作治理情况和部分模型数据被纳入平安海淀指数考评体系,为属地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和参考。昌平院建用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融合履职法律监督模型,通过分析整理危险驾驶的时空地图数据,向各街道、社区推送、通报区域内危驾案发点位、方式等情况,开展精准治理并定期进行阶段性评估,2022年该院办理危险驾驶案件同比下降36.8%。西城院研发停车位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针对因停车难而频繁引发刑事案件等问题,对相关案件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并实地走访调研,合理设定治理风险阈值,对超过阈值的地区开展精准预防治理,目前该院受理的因停车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0%。

为纵深推进轻罪治理体系建设,助推城市治理向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更高层级提升,北京市检察机关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在海淀院轻罪治理图鉴监督模型3项安全指数、130余项数据要素的基础上,北京市检察院组织各有关院进一步补充提炼完善,形成了包含4级、100多个指数指标的北京市轻罪治理指数指标体系。以该体系为载体,将检察业务数据化,以检察视角评估区域轻罪治理、城市治理水平,进而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海淀院、西城院、丰台院、房山院、通州院、昌平院、怀柔院、密云院等八个基层检察院已开展轻罪治理指数指标体系试点适用工作。其中,海淀院形成了海淀区《轻罪治理检察白皮书》,分析海淀区轻罪案件情况和特点,总结轻罪治理的海淀实践,介绍适用轻罪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工作情况,为区域社会治理提供决策参考,推动检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刘哲介绍,今后北京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轻罪治理体系建设。一是深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强机制建设、能力培训、规范性文件制定等工作,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以及量刑建议的合法性、恰当性,提升办案质效。二是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落实好轻罪案件不起诉后的非刑罚法律责任。持续优化完善轻罪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定期形成可供决策参考的分析报告,挖掘隐性问题,促进社会治理。三是加强类案监督治理。以数字赋能为驱动,持续推动检察履职方式由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向溯源治理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督促纠正违法,推动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溯源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实现检察建议从“办理”向“办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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